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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职业尊严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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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职业尊严到哪儿去了?

  文|张聪

  教师,是一个能获得社会尊重的职业吗?

  起码在唐代不是这样的。唐代有个叫吕温的家伙,在给族兄的一封信里写到,说魏晋以后,世风大坏,“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见《吕衡州集》卷三)——如果有谁在街上当众喊人一声“老师”,那人立时就要气冲冲地回答:“你才老师,你全家都老师!”——教师的职业尊严简直被碾压成了碎片。“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无独有偶,到了17世纪一个叫蒙田的洋人,也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当时教师职业尊严的沦丧——

  “我小时候常常生气,看见意大利的喜剧老是把学究或教师作为笑柄,而“夫子”这称呼在我们当中也不见得被看重得很多。

  “因为既然被交托给他们指导,我怎能不爱惜他们的荣誉呢?我曾试为解释,以为这完全是由于一般俗人和那少数见识超卓的学者之间的自然分界,……但莫名其面的是,我发觉那些最看不起他们的,就是那些最贤智的人……”(梁宗岱译《蒙田试笔·论教育》)”

  教师的地位在今天又是怎样的呢?是否比四百年前略好一些?

  各位贤智的的读者,如果告诉你,某人——譬如我吧——是一位小学老师,你对他会产生哪些先入为主的认识呢?你是否会下意识地认为这个人是一个高尚的人、自律的人、富有爱心的人、值得托付的人?还是会觉得,他不过仅仅是占据“教师”这个职位的家伙罢了,完全谈不到有什么学识和专长,只是因为经常干预儿童的成长过程所以积累了一些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而已?或者像蒙田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认为虽然这些老师装了一肚子“道理”且把这些“道理”日复一日地灌输给孩子们,但他们自己的事业却谈不上成功。自己没有活出名堂来,却可以居高临下地指点别人成功的道路,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如果不幸,你还能回忆起童年时被老师当众厉声呵斥的场景,或者关注过媒体上关于师德问题的报道,那你对教师的恶感恐怕就又增加了一分。

  教师——这群以“灵魂工程师”自诩的人,这群据说可以与“天地君亲”并列的人,怎么会做倒了行市,沦落到这步田地?

  我们且回到吕温的文章中,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吧——吕温在他的《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里,劈头就说: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资道丧,八百年矣。”

  这里的“严”,并不是严格的意思,而是“尊敬”的意思(俞理初《严父母义》:“误以古言严父为父自严恶,不知古人言严皆谓敬之。”)——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是不容易的。

  今天公立学校的孩子们更谈不到有“找”的权利了,只能“遇”,或者用土话说,是“撞”,撞见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当然,更不容易。

  接着,吕温深情地回想起汉朝“师道尊严”的场景——

  “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终身。

  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已,盖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无瑕。”

  没有人仅仅是为了求得知识而来学习的,他们把“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的成长作为自己求学的目标。而教育者也不甘于仅仅传授文字章句,他们自己就是虔诚的信仰者和积极的践行者,所以他们有权利(不是有权威)敦促、教育他们的学生也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并在这个过程中教学相长,彼此成就。

  而今天(唐朝)呢,由于社会风气的熏染,教师已经失去了这种人格上的影响力,不再把育人作为自己的使命;学生也绝少高远的人生目标,甘于做一个小时代里的“成功者”——“至於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

  我们回想《进学解》里太学学生对老师韩愈的质问——你凭什么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你凭什么告诉我应该怎么生活?(如果是现在的学生,还可以加一句:“你仅仅是个服务者!”——我至今都不能理解,教育行业怎么能成为服务行业。一个老师怎么一面保持着服务的姿态一面进行教育。)你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吧,“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别巴巴地教育我了!

  韩愈脸皮厚实,居然侃侃而谈回答了这个学生的质问。如果我处在韩愈的位置上,会转身就走,绝不多撂一句话——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无语。三观差异,不是靠语言能够解决的。

  可我们的教育体制,恰恰把怀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信念的人们——教师、学生、家长——强行聚拢在一起,赋予他们“师生”的名号,生不必敬师,师不必敬弟子,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升学与应试,为了那个可把握的、具体的又虚幻的幸福。

  日本学者佐藤学在他的《课程与教师》里说:

  “今日教师的存在论危机,可以说,产生于从根基上支撑教职这一工作的“公共使命”的丧失。一旦丧失了教育的公共使命这一大支柱,(教师职业的)“回归性”(即反思性实践)特征,会使得课堂这一公共空间封闭为教师的主观性私人空间;(教学实践的)“不确定性”这一的特征将助长学校的官僚主义、管理主义、形式主义,把教职工作转化为人人都能从事的非专业化工作;“无边界性”这一特征将瓦解教师职业的专业性,把教师的职业生活变换为繁琐事务的堆积。

  教师这一职业由于是以公共使命为中心,所以主张它的存在并且实践它。但是在日本近代学校确立以来,再没有像今日这样,教师的公共使命处于不透明的时代。尽管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如此渗透着教育;尽管通过教育应当拯救的儿童不幸的现实如此地扩大,但在教育服务以市场原理为基础流通、人们对于教育的意识被私事化的现在,教育的公共使命已经蜕变到比任何时代都难以彰显的地步了。

  今日的教师(看上去强势的)权威与权力,与其说是作为过剩的公共使命的结果,不如说是公共使命衰退而派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学校教育中也可以发现。今天的教师不是以“成为不了国家栋梁”之类的语言来威胁、压抑儿童,当然,也不是相反的语言——“不能作为自立的、民主的主体参与社会”之类的语言来威胁、压抑儿童。在表达这种公共使命的语言的权威和权力丧失的状态下,“不要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不要断送了你的前途”之类的有关私人性、个人性事件的威胁语句。(为保持语义的完整,括号中的文字皆为笔者所加)”

  回看我们公立学校建设的初衷——曾经就是作为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承担教育公民(人民)的“公共使命”而构建的。教师,是被遴选出来,作为国家体系的神经末梢传递国家意志的人。整个体制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运转的,在这方面,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高效的。

  但,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教师”,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一个多么具有权威的职业,家长、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仅仅是因为她能左右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道路,还因为……还因为什么呢?还因为她的一颦一笑都那么与众不同。

  今天还会有家长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吗?应该说还是有,但他们的眼神中更多的是焦虑与疑惑。每个人都是孤岛,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活奋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所以,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教育诉求,这是必然的事情。人们无暇为整个人生做考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家长急于寻求一种可以兑现的技能。市场经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教育,在不少人看来不过是一种可以购买的服务而已。既然是服务,整个教育都应该是以我为中心的、为我的(却不知教育恰恰是为了改变你而存在的)。教师,不过是掌握一种“专业技能”的人,他们出售自己的劳动,换取相应的报酬……当我们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审视教师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教师,并不需要提供什么复杂劳动,他们要传授的知识如此简单,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如此轻忽,以至于他们的准入门槛是这样的低,他们的收入是如此少——这和一个车间里的计件工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有必要给予教师额外的敬意吗?

  这不是一些家长的认识,是整个社会的误解——今天,教育问题的层出不穷,恰恰是由于公共使命的式微,我们的社会把“教师”仅仅看作是一份职业!

  教师绝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或者说,这份职业特殊到绝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一份“职业”。能否做好一份职业,却决于你是否具有良好的技术和相关的能力;而能否成为好老师,却取决于(几乎可以说只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谓予不信,不妨举个例子——现行的教师职称评定方式集中考察教师的四个方面:你做过哪些公开课?你写过哪些论文并获奖?你主持或参与过哪些课题?你获得过哪些荣誉?——这四方面或许可以很好地考察出一个人所具有的“专业成就”,但我们能不能说在这四方面做得好的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当然不能!内尔·诺丁斯在《学会关心》里说:

  “当我和我丈夫读高中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老师关心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很多老师并不精通他所教的科目,但是他们了解我们,与我们交谈,鼓励我们。我们学习负担也不是很重。一旦暑假来临,我就精神不振,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学校那么长时间。学校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了。”

  这些专业技能并不够出色的老师竟可以给孩子留下如此积极的影响,更不要说那些有信仰、有思想、有爱心,给予孩子一生深刻影响的老师了。用“职业”来定义他们的工作,用“职称”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几乎是一种亵渎。

  既然我们不能把“教师”仅仅看作一些“职业人”,那今天我们该用什么标准遴选、评定他们呢?在公共使命式微的今天,我们改如何重拾教师的尊严呢?

  恐怕要从几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要给予学生“择师”的权利,以“敬-爱”为基石,重构现代的师生关系——学生既然是教师“服务”的对象,就应该是最有权利评价教师的人。他们只有与自己真正敬仰的教师在一起,才能接受到真正有效的教育;而不合格的老师将在这一过程中被自然淘汰。

  同时,我们的学校和教师要有精神上的担当。一面要提供有差异的、多样化的、可选择的教育路径,一面又在多样化路径的背后,给予学生的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品质,肩起“为社会立心”的作用——也就是教师所要承担的“公共使命”。教师不仅要成为这种公共使命的宣讲者,也要成为这种公共使命的信奉者与践行者。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讲了一个故事:

  “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希望今天的师者也有孙昌胤式的勇气,活出自己的尊严来!

  【作者介绍】

  张聪,小学教师。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